董志勇等 I 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

摘  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有所缓解，但存量失衡依然高企，全球多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全球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体之间贸易不平衡，经济体内部两极分化以及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统一，由此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全球失衡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根源所在，而周期性特征和政策性调节影响了全球失衡的中短期动态表现。在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关键在于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要处理好经济体内部结构性矛盾，实现国内经济的充分平衡发展，在全球失衡下化被动为主动；另一方面要防范外部冲击，有序推动本币主导下的金融开放，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并适时提出基于规则的新国际治理体系，在新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关键词：全球失衡；金融危机；逆全球化；国际治理体系

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带来各国国际收支的动态调整，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失衡问题本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本应有助于促进全球层面的长期资源配置。但当下全球失衡问题带来的世界性矛盾显示，全球失衡已经脱离了良性轨道，正给全球经济各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并衍生出其他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对全球失衡影响的分析，有学者将其分为“好的失衡”和“坏的失衡”。如果全球失衡是人口、发展阶段等经济基本面的自然反映则是“好的失衡”，而由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扭曲和风险带来的全球失衡则是“坏的失衡”。“好的失衡”一般基于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具体包括良好的经济结构、金融结构、融资结构等，这一失衡动态与本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相适应，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国家收支总体稳定。而“坏的失衡”则表现为国际收支的长期恶化与经常波动，显然，“坏的失衡”已成为当前全球各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妥善应对已成为国际协调机制的一个工作重心。

我国正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把握全球失衡的特征和内在动因，对认识全球经济环境、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全球视角审视国内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明确方向。本文分析全球失衡的特征表现、衍生问题和驱动因素，尝试从经济角度阐释当前国际事务中冲突的根源，为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参考。

一、全球失衡基本特征

两个层次的直接表现全球失衡是全球各经济体在国际规则下长期经济互动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贸易双方经常账户差额，但如果仅停留在国际收支差额的表面，不利于分析全球失衡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我们将从经济体之间和经济体内部考察全球失衡的基本特征，具体来看，经济体之间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的长期逆差，经济体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两极分化以及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统一。

1.经济体之间

全球失衡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体之间经由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特征的贸易体系和以离岸美元为主要媒介的货币体系彼此链接，形成了全球经济复杂网络，实现了资源与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循环。

当前，全球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存在贸易赤字和资本盈余，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出现贸易盈余。当下，一般使用顺差国和逆差国的经常账户绝对值加总规模占世界GDP的比重衡量全球失衡程度，据此得到的2018年全球失衡规模约为3.24%，失衡程度总体低于危机前的大缓和时期。2018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对外部门报告2018》显示，全球经常账户仍存在40%~50%的失衡。按照贡献规模排序，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瑞士等是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增量主要贡献经济体，而美国、加拿大和印度是逆差增量主要贡献经济体。

全球失衡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全球就处在失衡状态，只是当时的主要顺差国是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外债务超过其黄金储备，美国也逐渐转变为贸易逆差国。之后，虽然大的贸易顺差国有所变化，但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中，全球失衡在金融危机前达到峰值。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失衡与再平衡问题引起世界各国极大关注。历史上也发生过两次严重全球失衡，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左右美国的崛起，英美之间呈现严重的失衡问题，最终带来了大萧条，并引发了战争；一次是70年代日本的快速发展，美日之间失衡加剧，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日本的衰退。当下全球关注的重点变为中美之间的失衡问题，近年来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尤其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处于下降状态。但这并没有缓解美国失衡问题，中国贸易顺差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被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和新加坡等其他新兴经济体贸易顺差的上升所抵消，总盈余占GDP的比例达到危机前的两倍。全球失衡加剧全球财富不平等，发达国家处在全球价值链顶端位置攫取多数利润，发展中国家承受污染等环境问题但仅获得较低收益，而且唯效率优先的金融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方式排斥贫穷群体，进一步恶化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状况。国际劳工组织2019年调查数据显示，全球前10%的劳动者收入占总薪酬的489%，而工资最低的50％的劳动者收入仅占64%。研究也发现，危机后全球前10%的人群已占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且不平等还在加剧。

同时应当注意，经常账户差额所导致的全球失衡程度是基于流量的，虽然从流量上看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逐渐改善，但存量失衡问题日趋严重。有学者认为，经常账户逆差和债务国头寸主要集中于发行储备货币的发达经济体，当前全球失衡格局的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但应看到，伴随着全球失衡的不断积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逐渐增加，存量失衡正接近其可能的承载上限，各国在寻求再平衡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逆全球化等对全球增长和风险偏好具有负面效应，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甚至货币战不断升级，正深刻影响外需和外资依赖度较高的经济体，极大地增加全球系统性风险。

2.经济体内部

如果全球贸易存在长期失衡，那么失衡的相关经济体内部也必然出现某些结构性扭曲，造成经济体内部失衡。经济体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政府、企业、家庭等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失衡，另一方面是政府之间、企业之间、家庭之间的失衡，彼此之间矛盾随着外部失衡的持续不断积累，而经济体内部失衡的扩大又进一步强化了外部失衡问题。

经济体内部各个主体间的失衡问题更多的是从经济体间失衡传导下来的，导致经济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彼此存在一定的利益博弈。首先，政府与企业之间失衡表现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配失衡，尤其一些跨国公司具有高度金融化特征，在货币、财政、金融等多个方面对涉及的相关经济体造成冲击，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及各主体内部两极分化加剧，甚至涉及经济体相关主权问题。例如，美国跨国公司，特别是以苹果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公司，依靠美元流动性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为利润最大化采用各种方式进行税收规避、监管规避，并使用各类金融工具从事套利活动等，这些私人利益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公共利益积累，而且其带来的全球金融风险和内部分化还额外增加了各经济体的财政负担。与之相类似的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失衡问题，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的税制、税收监管及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问题，这又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长跟不上资本生产率，劳动收入份额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一方面，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应用进一步推动了资本对劳动的要素替代，劳动溢价能力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全球资源配置增加了市场套利机会，如美国跨国公司的离岸资产、税收套利和金融套利业务，而且劳动力的全球竞争导致薪资长期处于低位。而且，全球化知识产权规则更多偏向于大型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通过推动政策立法，提高市场集中度和盈利能力，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并对个人权益造成侵害，如隐私权、知情权等。

如果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失衡不能自上而下地协调解决，那么经济部门间失衡会向下传导为经济主体内部失衡，造成主体内部的两极分化。家庭之间的失衡首先表现为收入水平的两极分化，如危机后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拥有的财富量超过中产阶级财富总量，而且这一差距存在扩大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甚至大于各国间的差异。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地区差距也更具特色，无论从收入、增长速度还是经济活力看，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南方地区也逐渐与北方地区拉开差距。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又带来公共服务的不平等，除了收入差距和产出差异之外，医疗卫生条件、教育条件、预期寿命等的分化都日趋严重。而且，较贫穷地区多从事一二产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其抗风险能力更弱，技术替代性也更强。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负效应对落后地区影响也更大，而且智能化自动化的技术变革对其就业影响也更明显。从趋势来看，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增长差距有扩大趋势，穷人的收入增长赶不上富人的收入增长，贫穷地区增长速度也追不上富裕地区。企业之间的分化表现为市场集中度过高，少数大企业过度垄断，拥有大量市场份额的公司比拥有众多竞争者的公司面临的竞争更小，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在规模分布上大型企业遥遥领先，例如美国的金融部门中四大银行资产占比高达40%，中国互联网行业也存在巨头垄断问题；另一方面，在利润分配上，大型企业攫取了多数利润。例如，全球利润率最高的前10%的公司自2000年以来增长超过30%，而其余90%的公司利润率总体保持不变，“赢家通吃”的现象非常明显。而政府之间的失衡更多是不平等的延续。一方面表现为经济领域的政府竞争与再分配需求，这导致政府部门的负债过高，如美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累积。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政治领域的民粹化倾向，改变政治结构，尤其在欧美国家，党派之间的共识日益减少，导致政策的摇摆反复，加剧了经济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带来社会动荡，而在中国表现为网络暴力、群体事件等不稳定倾向。这使得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在疲于应对失衡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如果经济体不主动解决内部失衡问题，就会试图寻求外部再平衡，如美国设置关税壁垒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发生贸易摩擦，这种向上传导逻辑将加剧全球失衡矛盾，衍生出更多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问题。

二、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的衍生问题

当前，全球经济社会表现出低增长高风险的新特征。一方面，全球失衡的长期积累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并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处于长期低迷状态，使得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从全球化过程中直接受益，有学者认为危机并未过去而是一直在持续。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欧美国家政治民粹化倾向加剧，贸易争端日益激化，社会冲突、政治冲突甚至军事冲突愈演愈烈。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全球问题，直接影响未来全球化走向。社会问题是经济问题的延续，只有从全球失衡的视角理解这些新特征，才能更好地应对失衡带来的全球问题。

1.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危机

长期全球失衡导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历史告诉我们，金融危机通常发生在收入不平等加剧和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环境中，信贷扩张、收入不平等、生产率增长乏力是金融危机的前兆。

二战后，伴随着全球失衡问题在多个层面的积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时有发生。由于全球失衡带来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加剧，经济体之间的稳定关系变得脆弱，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中，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劲改革调整的外力，多个层面的失衡和再平衡往往会以危机收场，通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洗劫”实现短期的再平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以及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常账户吸收了其他国家经常账户的变动，实现了一种掠夺式再平衡。因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更多的是输入型金融危机，是全球失衡阶段性调整的结果。

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不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发生在发达国家。有学者将危机的发生归结为“全球储蓄过剩”。由于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程度低，储户的投资选项较少，在放开金融贸易后新兴经济体将选择投资于发达经济体，推升美国资产需求，推高资产价格并降低其收益率，进而导致了更低的美国利率水平，而低利率又为泡沫形成提供了天然土壤，而且在追求高回报动机下带来更多投机活动，进一步助长了泡沫，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近期学者又提出了金融危机的“反馈回路说”，认为全球资本流动失衡导致了泡沫的出现，而这些泡沫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失衡，使得泡沫的增长不断自我强化。他们通过理论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导致发达国家长期低利率，增加了经济不稳定性，似在支持“储蓄过剩”假说，也认为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导致美国利率持续下降，带来资产价格上涨和房地产泡沫，房价上涨又导致美国企业和家庭承担更多债务，泡沫崩溃打压美国国内的经济活动。这类研究旨在阐释全球失衡如何助长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不稳定，有意无意地将金融危机的责任归结到发展中国家，但这类研究在理论逻辑上存在断章取义之嫌，忽视了矛盾的源头所在。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剩转化为对外投资的基础，这是长期全球失衡带来的结果，新兴国家长期顺差带来了大量外汇储备，美国不断增加债务为这些美元提供“归宿”，即新兴经济体使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债等“安全资产”，这个“反馈回路”本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下的自导自演。因而，反馈回路的基础是长期全球失衡，长期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元体系自身缺陷，在美元环流过程中通过美债长期支撑，美国国内利率持续走低，风险逐渐积累，最终深陷债务泥潭，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低增长高风险成为全球经济常态。

因而，如果说东亚危机、拉美危机等新兴经济体的危机是长期失衡下部分发达国家矛盾对外转移和对全球经济的收割，而本轮源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矛盾积累到上限后作茧自缚的反噬。

2.全球社会不稳定性与逆全球化

全球经济长期失衡导致经济体之间、经济主体之间以及家庭之间矛盾不断积累，全球化收益并没有惠及全球绝大多数人群，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呈现全球化趋势，如何应对逆全球化挑战成为国际治理的重大课题。

全球失衡初期，由于发达国家攫取了过多利益，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不满。而当下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已从发展中国家蔓延到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发达国家不满情绪。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全球化中获益较少，穷人和中产阶级收入占比下降，但前1%的人收入不断增加，社会流动性越来越低，中下层群体上升压力增加，甚至带来巨大的健康隐患等，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渐成谎言，收入几乎长期停滞不前，于是全球化反对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并左右政治走向。长期低增长与不断恶化的不平等增加了全球社会不稳定性，他们通过投票方式将不满转化为政治运动，欧美等发达国家民粹情绪高涨，各国民粹主义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将内部矛盾外部化，通过政治手段表达社会声音，典型代表有美国特朗普、英国法拉格等。特朗普上台前就以逆全球化为纲领，声称要在美墨边境“建墙”和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等，并承诺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而英国法拉格则带领民众通过投票决定英国脱离欧盟。这些趋势还反映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拉美民粹化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为例，特朗普打出“美国优先”的旗帜，试图从全球经济层面纠正美国国内结构失衡，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贸易行动和紧张局势并未显著影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贸易紧张局势和相关不确定性反而拖累了全球投资和增长，尤其是在与全球供应链融合程度最高的部门，美国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得预期益处，不平等问题并未好转。有学者认为，过去十年间美国不能有效再平衡的原因在于，在推动中国采取调整外部盈余政策过程中，没能有效阻止其他亚洲经济体政策带来的顺差上升，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经济体的汇率干预，这恰恰说明美国再平衡方案与现实的脱节。当前全球再平衡所达到的效果更多的是失衡在经济体间的转移，盈余从中国等经济体转向亚洲其他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失败后，不满情绪往往被更为极端的保护主义替代，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陷入恶性循环。

3.两类衍生问题交织与国际治理

金融危机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高企的失业率和长期的低工资使得社会不稳定性加剧，加之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了逆全球化风潮。而逆全球化进程也将危及来之不易的经济收益，有可能瓦解促进贸易和投资的金融依存关系，扰乱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物价和失业率的上涨，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而金融依存关系是贸易和投资联系的基础，实体经济也将遭受重创，这种实体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放大，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全球经济风暴，将使得全球各经济体都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对新的全球治理方案提出了迫切需要。

三、全球失衡的驱动因素

全球失衡问题已经渗透到全球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妥善应对失衡问题需要厘清全球失衡的内在动因。接下来，基于已有研究从结构性、周期性、政策性以及统计性四个层面分析全球失衡的驱动因素，尝试廓清导致“坏的失衡”的原因。

1.结构性因素

全球失衡是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性差异是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这种结构性差异表现为产业结构、人口结构、金融结构等各个层面的差异。从产业结构看，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贸易双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服务业，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开放程度上存在不对称时就会发生失衡。从金融结构看，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更为发达，更倾向于投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的新兴国家的高风险资产，也会导致经常账户逆差。从人口结构来看，人口抚养比越低，往往越容易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而发达国家多存在不同程度的老龄化问题。有学者强调全球储蓄过剩，并将全球失衡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剩，而高储蓄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同样是人口结构和经济金融结构差异，在发展过程中日本等国家也存在高储蓄现象，这更多的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性问题最终归宿是制度，经济体制改革通常伴随着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无论是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监管制度还是收入分配制度都深刻影响一国经济体的经济结构。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贸易双方的结构性差异在理论上会逐渐缩小，但现实并非如此。因而，我们需要把关注点转向全球治理中某些超主权的长期扭曲，并分析这些结构性扭曲是如何使全球失衡“变坏”的。由于全球失衡是货币介入后的结果，纯交换经济并无失衡问题，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成为首要关注问题。回顾历史发现，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也伴随着全球失衡的动态变化，是一种从可持续到不可持续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不稳定性所决定的。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内在矛盾——特里芬两难，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资产都不能适应国家清偿能力的客观需求，最终结果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这种以美元为全球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缺乏自动和对称的调节机制，是造成美国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和其他新兴国家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相关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麦克考利和伊托从货币区视角出发，根据各国货币与关键货币联动，重新考察全球失衡情况，发现危机前美元区经常账户失衡几乎为零，净国际投资头寸也达到平衡，经常项目的长期扩大更多发生在货币区内。这也说明，由于在货币层次上美元流动性高于其他主权货币，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助长了全球失衡。如果要避免失衡恶化，就需要货币发行国主动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现实是货币发行国在本国利益导向下存在权责不匹配，享受国际货币地位带来的收益的同时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但其中又存在某种必然性，因为全球化很大程度上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运作，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考虑的首先是公司利益，失衡调节等问题被边缘化，这使得国际治理面临巨大难题。除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外，其他的全球治理也面临类似问题，这些跨国公司游走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从事套利活动，充当运动员同时也以裁判员身份推动规则制定，这种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内在矛盾给全球治理带来了灾难，最终使失衡走向了“失控”。

2.周期性因素

全球失衡也会受到经济波动影响，随着经济波动发生动态变动。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如创新周期、金融周期、库存周期、房地产周期、商品周期等，本文主要基于创新周期和全球金融周期分析全球失衡问题。

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较多，熊彼特（Schumpeter）将其分为外部因素、增长因素和创新三类，但外部因素和增长因素并不会引起周期变动，因而认为经济的周期现象是创新活动的结果。创新带来新生产要素使用和生产条件的创造，创新的过程也是新的生产函数建立过程，但创新的非连续性和扩散性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获得利润，跟随者通过模仿打破垄断，创新浪潮带来了经济繁荣。当某一创新扩展到较多企业时，边际收益将日益减少，随着盈利机会的消失而面临经济危机。据此，熊彼特提出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四阶段模型。由于创新周期长短不同，根据时间长短熊彼特提出长波、中波、短波的三周期模型，这与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提出的长波周期、朱格拉（Juglar）提出的设备投资周期和基钦提出的库存周期相呼应。罗斯托（Rostow）从主导产业出发，阐述了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认为长期的宏观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连续作用的结果。范杜因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是对周期理论的有益补充。

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雷伊（Rey）提出全球金融周期，并与国内金融周期作区分。国内金融周期重点关注信贷松紧与房地产价格，而全球金融周期主要关注债务与权益的跨境流动，侧重金融市场价格。两者的争论点也存在差异，国内金融周期争论重点在于应该事前抑制风险还是事后处置风险，而全球金融周期的争论重点在于两难困境还是三难困境。由于金融周期的往复，经济体往往会采用相应的政策应对经济的周期波动，因而经济周期往往跟政策因素叠加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研究发现，对全球资本流动影响最大的是纯金融冲击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由于美国金融状况直接影响其债务国金融状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全球金融周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而且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汇率渠道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全球影响。

周期性因素对近年来全球失衡变化具有一定解释力，创新周期直接影响商品供需，而金融周期则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从创新周期来看，危机后长波进入衰退期，而新兴产业尚在孕育，全球经济疲软下出现需求不足，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常账户余额有所下降。从金融周期来看，通过对跨境银行业务的考察发现，当下正处在周期性去杠杆阶段。

3.政策性因素

政策性因素也会带来经济体内部的变化，加之政策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全球失衡的动态变化。在分析政策性因素时，首先应区分制度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的差异，否则会放大政策性因素的长期影响，这里主要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角度切入。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是统筹经济体对外平衡和对内平衡的关键枢纽。当盈余国汇率升值时，出口部门受到制约，资本大量流入，失衡问题短期得以缓解，而在盈余国汇率贬值时则会加剧失衡。美国等贸易赤字国家为推卸责任，将全球失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等新兴国家，甚至一度将中国列为汇率干预国。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是汇率操纵推动本币低估的结果。但实际上，人民币汇率低估对全球失衡的贡献率极低，从现实来看人民币汇率总体也处于渐进升值过程，而且研究也发现美元贬值并没有减少其净资本流入。

货币宽松和财政扩张在全球失衡中也扮演了一定角色。对于财政政策，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CA=S-I，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储蓄减投资，如果财政长期处于扩张状态，低储蓄的发达国家将面临经常账户恶化，而美国正是长期处于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双赤字状态。而且，长期财政扩张将造成巨额债务积累，压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金融风险不断积累，而这又需要货币政策进行应对。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松紧直接影响全球失衡程度。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应对，虽然影响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溢出效应相对有限。而且，对于贸易盈余国，货币政策受汇率影响较大，在汇率升值压力下，货币政策将面临多目标困境，需要在汇率稳定、金融风险、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货币政策空间较为有限。

政策性调整具有短期性，如果没有制度性调整，失衡压力会转向金融体系，在内外压力下当局政策只能陷入疲于奔命的临时应对，而且随着矛盾的不断积累，货币政策将陷入多重目标选择的困境，政策空间非常狭窄。因而，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安排。

4.统计性因素

当然，由于统计规则问题，全球失衡也有被错误估计的可能。当前的统计方法存在一定缺陷，全球失衡情况可能被严重高估。而且，现有的统计方法依赖原产地规则，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扮演着国际分工的重要角色，如果从所有权统计规则看，贸易差额可能明显更小。但相比于结构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带来的变化，当前统计性因素只是在数量上的局部加减，并不能左右全球失衡的总体趋势特征。

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贸易顺差余额减少，其内在动力是结构性、周期性、政策性的叠加结果。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储蓄率略有下降，进口需求增加，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这些结构性调整为全球再平衡做出重要贡献。在周期性方面，危机以来长波周期处于衰退阶段，全球也进入金融去杠杆阶段，全球需求疲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也使得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收窄，而且危机后的财政扩张也抑制了余额的进一步扩大。但同时发现，美国等贸易逆差国总体情况并未好转，虽然对中国的逆差减小，但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逆差大幅增加。因而，全球失衡根源是结构性问题，除了国际治理结构因素外，更是贸易逆差国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由于美元扮演国际货币角色，因而其自身结构性问题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也息息相关，这是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美国优先”，试图通过贸易战进行再平衡，但效果微弱，原因在于保住美国国际货币地位与扭转贸易逆差是两难选择，难以同时实现。

四、全球失衡与再平衡下的中国政策应对

我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正确看待并妥善应对全球失衡问题，一方面应正确认识全球失衡的长期性，将着眼点从流量失衡转向存量失衡；另一方面，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有序推进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在深化国内改革中，要重点做好国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有效调节内部失衡。在全方面对外开放中，应牢牢把握开放主动权，稳步有序推进，重点防范外部风险冲击。同时也应看到，现有的规则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发展需要，各经济体对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调整需求不断增加，应适时提出更加公平、开放、包容、共赢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方案，以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把握结构性失衡特征，从流量视角转向存量视角审视全球失衡问题

全球失衡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全球失衡的必然性与长期性。但受到周期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影响，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波动较大。尤其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不从自身经济结构出发，而是通过转移矛盾的方式倡导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全球失衡问题在流量上短期看似有所缓解，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全球失衡的本质问题，长期来看只会让世界经济矛盾愈演愈烈。与之相对比的是，中国积极对内推进结构性改革，在主要经常账户顺差国中，无论是绝对规模、相对GDP规模还是盈余趋势，中国都是对全球再平衡贡献最大的国家。尽管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收窄，但以国际投资净头寸衡量的存量失衡依然持续增加，存量失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0%的历史峰值，比20世纪90年代初高出3倍。因而，在构建全球失衡协调机制进程中，应将视角从流量失衡转向存量失衡，这一视角转变有助于把握全球经济环境，更好地推进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

2.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再平衡

当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能否有效应对内外失衡，在新全球化中确立自身位置，最终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基本面。由于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是全球失衡的一体两面，应对失衡问题，结构性改革是核心，必然要重点推进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实现国内经济的再平衡，这既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也能为全球层面失衡做出贡献。因而，应重点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制度建设、收入分配调节和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要深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刺激国内消费，减少对投资和外需的过度依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是重点，金融市场化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外汇市场的建设有助于跨境资本流动，完善的金融市场制度也是金融对外开放基石，但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其次，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尤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市场壁垒和所有制歧视，激发市场活力，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难以短期完成的情况下，全球失衡带来的国内压力将会传导到金融市场，为国内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更需要统一的政策协调框架。因而，我国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应从全局出发统筹好货币、财政、金融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矛盾，三者目标的分化会加剧内外失衡。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直接决定人民在发展过程中的获得感。一方面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方式进行直接调节，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状况，推出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且减少贫困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更需要注重前期干预，缓解机会不平等，重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差距，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共赢。研究发现，相较于对收入征税，禀赋平等对缓解国内不平等问题更重要。既要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更要加强产业帮扶，同时要注重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市场开放性和灵活性，减少冲击性失业。近年来，我国精准扶贫也取得了重大成果，2020年后应注重贫困治理转型，以实现贫困治理战略的整体性推进。

3.有序推进全方位开放，以规则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球失衡的调整往往以汇率和金融体系为突破口，美国反制盈余国的历史策略就是直接通过汇率来调整全球失衡，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如果在外部压力下实行浮动汇率并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经济体制监控方面的弱点将成为威胁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死穴，虽然这是20年前学者的观点，但当下来看依然适用。为更好地应对全球失衡下的国际挑战，把握发展机遇，中国应在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重点把握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的转变，除建设良好营商环境和自主制度创新外，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重点做好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本币主导下的渐进金融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贸易摩擦背景下，相比于针锋相对加入贸易战和保持既有政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缓解摩擦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并获得显著收益。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区域多边组织建设，当前中国推动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推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货币金融一体化和财政政策协调，实现经济深度融合。

另外，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应以本币为主导，坚持渐进开放原则。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从国内经济需要的客观条件出发，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在本币主导下重点做好汇率制度建设、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在汇率制度选择上要协调好短期应对与长期趋势。一方面，把握人民币汇率选择自主权，不断完善汇率制度，同时避免短期应对政策被长期化，忽视汇率制度建设。汇率制度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尤其是国内经济基本面和经济改革内在要求。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渐进改革方式需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而且，我国当下推进对外贸易投资，让企业走出去，也需要汇率相对稳定。管涛：《汇率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6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实现清洁浮动乃至自由浮动又是中国长期的必然选择，这就需要统筹好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同步推进渐进改革与渐进开放。在开放过程中，应注重市场建设和市场机制的发挥，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使用汇率避险工具等控制好风险敞口，并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高开放过程中的风险管理能力，保持金融市场与国民经济的相对稳定，也为深化改革营造更好的经济环境。

除了汇率制度选择外，以本币主导的金融对外开放重点是统筹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在保持一定资本控制的同时实现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国际化。要成为经济和金融大国，中国需要拥有一种能够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货币，也为境外储户和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基于人民币在亚洲的极强吸引力，当前可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推动建立多元货币体系。但从长期出发，好的治理是国际货币信心来源，人民币欲转变为成熟的国际货币，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国内金融改革的速度与深度。而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但当前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是成功的，原因在于将资本账户开放等同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将资本管制等同于汇兑管制，是循规蹈矩而非根据本国发展实际探索的开放道路，本币主导下的金融开放是一条掌握开放主动权的新路。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为重点实现全球失衡治理长效机制

全球失衡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实现再平衡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大议题。一条路径是基于现有国际框架的改良，一条路径是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如果问题表现较轻，并未动及根本，只需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良。但如果问题表现严重，并且触及体制机制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引入新的机制，而新机制的逐步确立过程也是新的全球化过程。

在现有国际框架下，顺差国和逆差国必须共同努力来减少全球过度失衡，以支持全球增长，维护全球稳定。在具体举措上，贸易逆差过大的国家应实施有效的财政整顿，而贸易顺差过大的国家应利用财政空间来扩大公共支出。但现实并非如此，危机后发达国家面临多部门的债务难题，新兴市场面临结构转型压力，基于现有框架下的再平衡难以实现有效的调整。更进一步的是，存在贸易赤字的发达经济体掌握现有框架下的国际话语权，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更意味着改良方案难以实现。要有效应对失衡问题，让全球化成果造福全球，就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化规则，以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体系，实现全球失衡治理长效机制，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全球经济，让全球化真正惠及全球大众。国际货币地位依赖于一国的经济体量和增长动力，而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两个趋势性变化。在实体经济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长期经济低迷，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高于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对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打破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强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新全球化。未来国际治理体系改革需要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协调中主动承担相应责任。中国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承担国际责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全球提出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方案成为可能。一方面，中国当下可以重点推进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系，促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推动形成更为有效的国际贸易协调机制。虽然推动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不一定是长期最优方案，但对解决当下面临的全球问题更具现实性。另一方面，需要研究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契合经济全球化融合发展趋势的新的全球治理安排，提出关于新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以优化国际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信息

董志勇，1969年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兼经济学院院长。

李成明，1989年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文章原载：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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